此人是五代十国时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两大政策带来湖南经济的兴盛

茶叶又名“茗”、“荈”,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古蜀国(今四川境内)。战国时期,古蜀国被秦军所灭,茶叶始传人中原地区。据《神农本草经》记载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”,可以看出早期的茶叶是一种药材。

自汉代以降,得益于古人丰富的饮食文化,茶叶逐渐发展为一种饮品。但由于制作工艺尚不纯熟,茶的制作成品颇高,故当时只是作为一种宫廷御用饮料存在。魏晋南北朝时期,随着制作工艺的进步,烹茶技术逐渐得到推广,饮茶之风逐渐在民间流行。到了唐代,随着茶圣陆羽的《茶经》问世,茶已经成了唐代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了。《唐会要》记载,“茶为食物,无异米盐,人之所资,远近同俗”。

中晚唐时期,经济重心逐渐南移,江淮地区由于水路纵横、运输便利,遂成为主要的产茶地。淮南节度使治下的歙州、浮梁等地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茶叶交易中心。这里的茶叶沿着大运河北上,输入山东地区(太行山以东)。再沿着黄河西进流入东西两都,形成了一条庞而不杂的茶叶贸易网。茶税,也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税收项目之一。

唐末,淮南节度使、吴王杨行密与唐政府的实际掌控者朱温交恶,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直接北上。于是杨行密采取了折中的办法,通过与朱温一直保持良好关系的楚王马殷,将茶叶通过湖南地区销往内地。由于能赚到不菲的差价,马殷自然也乐得其所。

唐天佑二年(公元905年),吴王杨行密去世,继位的杨渥与马楚交恶。此时江淮地区的茶叶已不能通过湖南销往中原,另一个重要茶产地川蜀地区由于统治者王建与朱温势同水火,也难以销往中原。故当时中原地区茶叶紧缺,存在着巨大的商机。此时,马殷的一个谋士,敏锐的看到了通过茶叶振兴马楚经济的前景,这个人叫做高郁。高郁是马殷的谋主,也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。

高郁治湘,第一步就是大力发展茶叶市场,在湖南民众中推广茶叶种植。湖南气候适宜,丘陵绵延,是极好的茶叶生产地。湖南民间也一直有小规模种植茶叶的传统。但由于交通不利,再加上湖南茶的质地较江淮、川蜀略逊,这些茶叶难以销往外地。所以,湖南的茶叶种植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局面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高郁制定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政策:允许民间自由进行茶叶贸易。在唐代,茶叶和盐铁一样,都是国家垄断的项目,民间私自买卖被抓到,轻则杖责,重则杀头。茶叶买卖,在唐朝是一条民众不敢碰触的禁区线。这条顽固保守的措施,无形中为唐王朝的茶叶贸易设置了一道枷锁。高郁能摒弃这道枷锁的束缚,可以说具有超越时代的经济眼光。

马楚允许民间自由贸易茶叶后,全国各地的茶商源源不断的来到湖南,与茶农进行直接交易。茶叶有了销路,茶农的种茶采茶积极性大大提高,“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,募户置邸阁以居”,民众的收入也大大提高,三湘之地迅速代替江淮成为全国最大的茶叶市场。

于是,全国各地茶叶市场到处是湘茶唱主角,从开封到洛阳,从青州到凤翔。甚至岭南、八闽、吴越等地都是湖南的茶叶在唱主角,湖南的经济迅速腾飞。此时高郁再出妙招。由于朱温与淮南交恶,中原地区的茶叶供应只能依靠湖南这个唯一市场,此时高郁迅速抓住机会,在朱温无奈让步的情况下,马楚在开封、唐州、江陵等地设置了经营茶叶的专营机构“回图务”,完全垄断了中原地区的茶叶市场。

高郁可谓是五代十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,在茶叶市场繁荣的背后,他敏锐的眼光又捕捉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。那就是:铸造铅铁钱。“湖南地故产铅铁,用都军判官高郁策,铸铅钱,以十当铜钱一;已而又铸铁钱,围六寸,文曰‘乾封泉宝’,用九文为贯,以一当十”。茶叶市场的繁荣拉动了马楚的商业,当时赴马楚做买卖的商人数以万计,“是时王关市无征,四方商旅闻风辐凑”。

高郁限制民间铜钱流通,代之以铁钱,于是“商旅出境,无所用钱,辄易他货去,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,易天下百货,国以富饶。”商人在湖南境内交易来的铁钱在出境后必将是一堆废铁,于是这些商人就只能把赚来的铁钱在湖南境内就地采购其他物品,出境后再把这些物品卖掉换成铜钱。这对湖南的商业是巨大的刺激,湖南一跃成为晚唐五代商业最繁荣的地区。

笔者认为,高郁是五代十国时期最杰出的经济学家,他的经济思想是超越时代的,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上:

第一,高郁在湖南实行的铸造铅铁钱的措施,体现了他“货币只是一种财富凭证,而货币本身可以没有价值”的经济思想。在我国古代,铜是主要的货币材料(秦汉时期的金即是铜)。高郁用铁钱代替铜钱,而铁本身的价值比铜低得多,所以湖南的铁钱只是一种交易凭证而已,本身并不贵重。这其实和后代出现的交子是同一种理论,而高郁的铁钱,比交子提前了一百多年。

高郁规定,民间用一铜钱兑换十铁钱的政策同样是超越时代的,在这个政策实行后,湖南官方发行铁钱的数量是与民间铜钱的数量挂钩的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铜钱本位”。这和后世的银本位、金本位无疑有异曲同工之妙。试想下,四百多年后的大明朝,纸币的发行还处于“想印多少印多少”的初级阶段,高郁在唐末就有这种超越时代的思想,真是让人敬仰。

第二,高郁在湖南放开茶叶官营,允许民间自由交易,这又是一个伟大的创举。在唐王朝,茶叶和盐铁一样都是国家垄断的项目,高郁打破这个禁区,堪称一位改革家。到了如今,人民津津乐道于商鞅、李悝的变法,津津乐道于王安石、张居正的改革。而高郁,这位绝不亚于他们当中任何人的杰出改革家,已经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了,一声叹息。

正所谓天妒英才,晚年的马殷专心享乐不理政务,马殷的两个儿子马希声、马希范趁机捏造罪名诬杀了高郁。事后得知真相的马殷也只是跺脚叹息“害我大臣”而已,并未对儿子做任何惩戒。统治阶级在根基未牢急需有才能的臣子时,他们是股肱、谋主,坐稳江山后,臣子的才能却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肉中刺,这是一条任何封建政权都通用的定律。

高郁在湖南实行的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,大大推动了晚唐五代的经济发展,对南方地区的开发居功至伟。一直到宋代,湖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始终稳居全国之冠。其中,潭州(今长沙)、岳州(今岳阳)位居全国前两位。在茶叶这条产业链的带动下,湖南被彻底开发,四边经济也被拉动,推动了湖南地区的经济腾飞,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两宋,为宋代商业的高度发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
作者公子弃疾,读史二十年,以历史票友自居,爱历史更爱美酒。寥寥数语,博君一笑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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